第66部分
我所说的酒友，不是酒肉朋友。我说的酒友，你几天不跟他一起喝酒了，就会想他，打个电话约他出来喝两杯。不见得多好的餐厅，有时候两个人找个街边小馆儿，就能喝得神仙一般。
你遇到什么好事儿，比如挣了笔大钱，上了个新栏目，约他喝酒庆祝，他会由衷地替你高兴，绝对不会嫉妒。你遇上什么挫折，约他喝酒诉苦，他就像自己身处困境一样，沮丧、悲伤。你要是办了什么错事儿，无法消除内心的悔恨，他会安慰你，“这有什么呀？我办那事儿比你还丢人呢。”白叔就是我这样的酒友。
白叔是中国煤矿文工团著名的词作家，比我大二十岁。1976年四五运动的时候，正是热血青年的他到天安门广场念诗，结果被造反派关押。他在小黑屋里唱“大海航行靠舵手”，看押他的造反派嫌吵，抽了他一个嘴巴。
他向造反派头头揭发，“我唱歌颂毛主席的歌曲，他大嘴巴抽我。”看押他的那个人马上成了反革命，跟他关在一起。那个人发自内心地跟他说：“你丫太孙子了。”白叔也真诚地说：“谁让你丫打我啊！”
后来白叔成了著名的词作家，刘欢、李娜等老牌明星都唱过他写的歌。白叔酷爱相声和快板儿，经常写个段子念给我们听，自己乐得喘不上气来，而听的人却异常地冷静。喝到兴头儿上，白叔也会扯着脖子唱段儿快板儿。他认为自己唱的快板儿很地道，遇上专业的快板儿演员，他都敢跟人家PK。其实，唱得真不怎么样。
白叔年轻时候，总跟一帮当时先锋的诗人、作家泡小酒馆儿，什么北岛呀、王小波呀。这些人也没什么钱，菜就是一盘花生米，酒就是散打的白酒、啤酒。各人付各人的账，谁也没钱请客。
偶尔有谁挣到稿费了，“我请大伙儿上二楼。”引来一片欢呼。二楼环境相对优雅，还有炒菜卖。可上了二楼还是不点炒菜，煮花生变成炸花生，一毛三一两的白酒换成一毛六一两的，仅此而已。那时候的人穷，但是快乐。
我曾向白叔请教过写诗的技巧，他向我传授秘笈，“某诗人跟我说过，写诗就是胡说八道，假装疯魔。”我不知道这是酒后吐真言，还是酒后失言。
白叔江湖人称“白加啤”。吃饭的时候喝白酒，平常喝啤酒，基本上不喝不含酒精的任何液体。我们一起给电视台撰稿的时候，住的都是高档宾馆。宾馆里的啤酒太贵，白叔第一件工作，就是在宾馆附近找个小卖部，买一箱啤酒扛上来。写东西的时候，开作品讨论会的时候，白叔都在一瓶接一瓶地喝啤酒。到了吃饭时间，白叔会说，“喝点儿去吧。”到餐厅喝白酒，才算是真正的喝酒。
有一阵白叔脚疼，医生怀疑他是痛风，不让他喝啤酒了。医生给他抽了血，让他等化验结果。连着两天白叔都垂头丧气，第三天突然打电话约我喝酒，举起啤酒杯跟我说：“结果出来了，我不是痛风，咱得好好庆祝一下！”
那时候的高档酒店还不欢迎老百姓自由出入。白叔穿着一般，每次回酒店都要遭受保安盘查。白叔急了，立马到燕莎花几千块钱买了一件大斗篷，没想到，人家更不让他进了，以为是超人归来呢。
白叔喝酒爱划拳，每次都在酒桌上主动提议：“划两拳？”要是赶上身边的人都不会划拳，白叔还是不甘心，“石头、剪刀、布会吧？”
有一回，白叔挣了笔稿费，要请我上高档餐厅喝酒。我事先提醒，那儿可不能划拳。约好晚上吃饭，下午白叔上我们家找我来了，“咱划两拳。”
“下午我不想喝酒。”
“不喝酒，光划拳。”
“那多没意思呀！”
白叔掏出个小本儿来，“咱先记上账，晚上喝酒。”
白叔认真地写上我们俩的名字，然后开始划拳，谁输了就在名字后面划一道儿。晚上到了餐厅，掏出账本儿，按上面“正”字儿的多少喝酒。白叔是个豪爽的人。有一回我、白叔跟廉春明老师在大三元吃饭，白叔抢着结账。廉老师让我抱住白叔，他买了单。事后白叔很不好意思，“应该我花钱，你非抱着我。”我说。“您要真想埋单，我也抱不住您呀。”
白叔也不总大方，有时候去饭馆儿跟服务员说，“给我来一串儿羊肉串，一瓶啤酒。”弄得服务员都懒得搭理他。有时候喝高兴了，掏出一百块钱给服务员当小费。
有一回我作品获奖，白叔请我喝酒，还拿出自己的一千块私房钱给我发奖金。我知道白叔藏点儿私房钱不容易，死活不要，白叔把钱放到地上，转身就走。
过了几天白叔约我喝酒，一杯下肚眼泪就下来了，“我藏在抽屉下边的存折，让我媳妇儿搜走啦！这是我全部的私房钱呀，你说她怎么发现的呢？女人太狠毒啦！”我赶紧拿出一千块钱，“这是上次您给我那奖金，还给您。”
歌手王亚民是我的铁哥们儿，他因为没有新歌唱而发愁。我托白叔给亚民写了首歌词，说好稿费从优。白叔写完之后，我拿给亚民一看，词句太文雅，不适合他的风格，就没采用。
既然没用，我就不能让亚民掏钱给白叔了，但是我也不能让白叔白写这词儿，拿不到稿费呀？既然两边都是朋友，于是我就自己拿了两千块钱交给白叔，“这是亚民给您的，歌词他觉着不错，准备找人谱曲呢。”
后来亚民偶遇白叔，白叔说，“谢谢你给我那两千块钱。”亚民傻了，“我什么时候给您钱啦？”白叔这才知道这钱是我掏的。我在白叔心目中的形象从此高大了许多，这两千块钱我花值了。
白叔偶尔还会多愁善感。有一回我俩在马甸桥西北角喝酒，那时候正是秋天，挺凉快，我俩把桌子抬出来，在饭馆儿门口喝。一片树叶飘落，白叔叹口气，“一叶落地即为秋呀！”
白叔还是个民族自尊心很强的人。有一回开作品研讨会，一位礼仪专家大谈外国人如何讲究礼仪。我觉着人家说得没错儿，现在外国人就是比中国人注重礼仪。白叔拍案而起，讲了一个小时中国的传统礼仪，把那位专家教训得连头也不敢抬。
酒给白叔带来了快乐，也伤害了他的身体，如今白叔每周到中日医院透析三次。中日医院门口儿有家川菜馆，白叔办了张卡，每天透析完就到那儿喝一个小二锅头、两瓶啤酒。他说了，“毒素透出去了，喝多少酒都没事儿。”还跟我说，“我跟你没什么区别，就是每礼拜比你多透几回。”
白叔很关心我，前一阵儿我住了两个星期的医院，他还到医院看我。透析的间隙他去了一趟四川，觉着麻辣兔头不错，专门儿买了一大包带回来给我吃。
按说透析就不能喝酒了，但是我从来不劝他戒酒。没有了酒，白叔的生命还有什么意义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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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遇到什么好事儿，比如挣了笔大钱，上了个新栏目，约他喝酒庆祝，他会由衷地替你高兴，绝对不会嫉妒。你遇上什么挫折，约他喝酒诉苦，他就像自己身处困境一样，沮丧、悲伤。你要是办了什么错事儿，无法消除内心的悔恨，他会安慰你，“这有什么呀？我办那事儿比你还丢人呢。”白叔就是我这样的酒友。
白叔是中国煤矿文工团著名的词作家，比我大二十岁。1976年四五运动的时候，正是热血青年的他到天安门广场念诗，结果被造反派关押。他在小黑屋里唱“大海航行靠舵手”，看押他的造反派嫌吵，抽了他一个嘴巴。
他向造反派头头揭发，“我唱歌颂毛主席的歌曲，他大嘴巴抽我。”看押他的那个人马上成了反革命，跟他关在一起。那个人发自内心地跟他说：“你丫太孙子了。”白叔也真诚地说：“谁让你丫打我啊！”
后来白叔成了著名的词作家，刘欢、李娜等老牌明星都唱过他写的歌。白叔酷爱相声和快板儿，经常写个段子念给我们听，自己乐得喘不上气来，而听的人却异常地冷静。喝到兴头儿上，白叔也会扯着脖子唱段儿快板儿。他认为自己唱的快板儿很地道，遇上专业的快板儿演员，他都敢跟人家PK。其实，唱得真不怎么样。
白叔年轻时候，总跟一帮当时先锋的诗人、作家泡小酒馆儿，什么北岛呀、王小波呀。这些人也没什么钱，菜就是一盘花生米，酒就是散打的白酒、啤酒。各人付各人的账，谁也没钱请客。
偶尔有谁挣到稿费了，“我请大伙儿上二楼。”引来一片欢呼。二楼环境相对优雅，还有炒菜卖。可上了二楼还是不点炒菜，煮花生变成炸花生，一毛三一两的白酒换成一毛六一两的，仅此而已。那时候的人穷，但是快乐。
我曾向白叔请教过写诗的技巧，他向我传授秘笈，“某诗人跟我说过，写诗就是胡说八道，假装疯魔。”我不知道这是酒后吐真言，还是酒后失言。
白叔江湖人称“白加啤”。吃饭的时候喝白酒，平常喝啤酒，基本上不喝不含酒精的任何液体。我们一起给电视台撰稿的时候，住的都是高档宾馆。宾馆里的啤酒太贵，白叔第一件工作，就是在宾馆附近找个小卖部，买一箱啤酒扛上来。写东西的时候，开作品讨论会的时候，白叔都在一瓶接一瓶地喝啤酒。到了吃饭时间，白叔会说，“喝点儿去吧。”到餐厅喝白酒，才算是真正的喝酒。
有一阵白叔脚疼，医生怀疑他是痛风，不让他喝啤酒了。医生给他抽了血，让他等化验结果。连着两天白叔都垂头丧气，第三天突然打电话约我喝酒，举起啤酒杯跟我说：“结果出来了，我不是痛风，咱得好好庆祝一下！”
那时候的高档酒店还不欢迎老百姓自由出入。白叔穿着一般，每次回酒店都要遭受保安盘查。白叔急了，立马到燕莎花几千块钱买了一件大斗篷，没想到，人家更不让他进了，以为是超人归来呢。
白叔喝酒爱划拳，每次都在酒桌上主动提议：“划两拳？”要是赶上身边的人都不会划拳，白叔还是不甘心，“石头、剪刀、布会吧？”
有一回，白叔挣了笔稿费，要请我上高档餐厅喝酒。我事先提醒，那儿可不能划拳。约好晚上吃饭，下午白叔上我们家找我来了，“咱划两拳。”
“下午我不想喝酒。”
“不喝酒，光划拳。”
“那多没意思呀！”
白叔掏出个小本儿来，“咱先记上账，晚上喝酒。”
白叔认真地写上我们俩的名字，然后开始划拳，谁输了就在名字后面划一道儿。晚上到了餐厅，掏出账本儿，按上面“正”字儿的多少喝酒。白叔是个豪爽的人。有一回我、白叔跟廉春明老师在大三元吃饭，白叔抢着结账。廉老师让我抱住白叔，他买了单。事后白叔很不好意思，“应该我花钱，你非抱着我。”我说。“您要真想埋单，我也抱不住您呀。”
白叔也不总大方，有时候去饭馆儿跟服务员说，“给我来一串儿羊肉串，一瓶啤酒。”弄得服务员都懒得搭理他。有时候喝高兴了，掏出一百块钱给服务员当小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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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了几天白叔约我喝酒，一杯下肚眼泪就下来了，“我藏在抽屉下边的存折，让我媳妇儿搜走啦！这是我全部的私房钱呀，你说她怎么发现的呢？女人太狠毒啦！”我赶紧拿出一千块钱，“这是上次您给我那奖金，还给您。”
歌手王亚民是我的铁哥们儿，他因为没有新歌唱而发愁。我托白叔给亚民写了首歌词，说好稿费从优。白叔写完之后，我拿给亚民一看，词句太文雅，不适合他的风格，就没采用。
既然没用，我就不能让亚民掏钱给白叔了，但是我也不能让白叔白写这词儿，拿不到稿费呀？既然两边都是朋友，于是我就自己拿了两千块钱交给白叔，“这是亚民给您的，歌词他觉着不错，准备找人谱曲呢。”
后来亚民偶遇白叔，白叔说，“谢谢你给我那两千块钱。”亚民傻了，“我什么时候给您钱啦？”白叔这才知道这钱是我掏的。我在白叔心目中的形象从此高大了许多，这两千块钱我花值了。
白叔偶尔还会多愁善感。有一回我俩在马甸桥西北角喝酒，那时候正是秋天，挺凉快，我俩把桌子抬出来，在饭馆儿门口喝。一片树叶飘落，白叔叹口气，“一叶落地即为秋呀！”
白叔还是个民族自尊心很强的人。有一回开作品研讨会，一位礼仪专家大谈外国人如何讲究礼仪。我觉着人家说得没错儿，现在外国人就是比中国人注重礼仪。白叔拍案而起，讲了一个小时中国的传统礼仪，把那位专家教训得连头也不敢抬。
酒给白叔带来了快乐，也伤害了他的身体，如今白叔每周到中日医院透析三次。中日医院门口儿有家川菜馆，白叔办了张卡，每天透析完就到那儿喝一个小二锅头、两瓶啤酒。他说了，“毒素透出去了，喝多少酒都没事儿。”还跟我说，“我跟你没什么区别，就是每礼拜比你多透几回。”
白叔很关心我，前一阵儿我住了两个星期的医院，他还到医院看我。透析的间隙他去了一趟四川，觉着麻辣兔头不错，专门儿买了一大包带回来给我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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